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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下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探析

時間:2019-12-07 來源:電子政務 作者:左文明,朱文鋒 本文字數:12031字

  摘    要: 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體現出全局性、戰略性和基礎性等特性,涉及全體或大多數社會組織單元的利益,面臨更復雜的風險因素和更困難的風險治理對策。針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傳統的風險治理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大數據的應用可以彌補傳統方法的不足。通過文獻研究定義了重大公共事務決策,論述了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傳統方法的局限及大數據應用的價值,并分析了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必要性。進而構建了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邏輯框架,厘清大數據時代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溝通的對策與政策體系形成的基本邏輯。研究旨在為政府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提供思路,提高風險治理的科學化、現代化和智能化水平。

  關鍵詞: 公共政策; 重大公共事務決策; 風險治理; 大數據;

  一、引言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特殊時期,經濟結構仍然不盡完善,社會矛盾深化。政府在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具體執行過程中,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充滿了誘發風險的因素,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就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強調,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黑天鵝”是指小概率發生但影響巨大的風險事件,而“灰犀牛”是指大概率發生且影響巨大的潛在風險事件,“灰犀牛”概念是由美國學者Wucker提出的。[1]“灰犀牛”事件在爆發前往往有跡象顯現,但卻容易被忽視。在重大公共事務決策上,既要防范“黑天鵝”,也要防范“灰犀牛”。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風險一旦發生,會給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等各個領域造成嚴重的后果,直接影響一個地區甚至整個國家經濟的有序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因此,在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中,建立相應的風險預防機制迫在眉睫。然而,當前無論是在國家整體治理水平上還是在眾多城市的治理水平上,政府在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上運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的能力仍然十分不足。

  在大數據背景下,復雜多變的治理環境給政府治理帶來了挑戰,但大數據的運用又為政府治理模式的轉型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機遇。2017年12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平臺,綜合分析風險因素,提高對風險因素的感知、預測、防范能力。在信息化發展的新階段,大數據應用于各行各業已成為時代發展的潮流,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是推動政府實現智慧治理的重要機遇。

  傳統風險治理研究方法側重于理論分析或邏輯推演,一般采用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主要通過訪談或問卷調查獲取風險相關數據,并利用這些少量數據來推演和判斷潛在風險,數據來源存在多樣性和豐富性不足的問題。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面臨更復雜的風險因素和更困難的風險治理對策,僅依靠少量數據難以實現對風險的科學預測和精準評估。傳統方法主要遵循通過少數推斷多數、局部推斷整體的風險治理思路,這對樣本的“代表性”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此外,傳統的風險治理研究方法多采用簡單的因果關系分析,而非大數據方法中常用的復雜相關性分析,這不利于全面地把握風險的本質。[2]隨著網絡社會和信息社會的興起,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的復雜性使得治理的難度日益加大,傳統的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已經無法適應高度復雜的風險治理需求。實現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的精準認知和智慧治理,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大數據思維和大數據技術的運用。大數據的海量數據來源和多元分析技術有助于實現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的精準識別、準確評估、實時預警、有效控制和高效溝通,從而構建風險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完善風險治理體系。目前,政府在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大數據應用方面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性嘗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未來仍需通過大數據來推動重大公共事務決策治理的智能化,最終實現智慧治理。
 

大數據下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探析
 

  本文將通過文獻研究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進行定義,論述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傳統方法的局限以及大數據應用的價值,構建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邏輯框架。本文旨在彌補針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存在的研究缺口,為政府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提供思路,提高風險治理的科學化、現代化和智能化水平,推動實現智慧治理。

  二、文獻綜述

  (一)公共事務與重大公共事務決策

  公共事務是公共管理的客體或對象[3,4],涉及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具有公益性,對公共事務的管理要滿足社會成員的利益[3,4,5]。對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目前尚未有標準的定義,與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相關的概念是重大行政決策。不同于一般行政決策,重大行政決策一般具有全局性、戰略性與基礎性,往往涉及到重大政務事項。[6]公共事務決策是指公共組織出于實現或維護公共利益的目的,針對存在的公共問題而實施的決策。[7]而重大公共事務決策往往是針對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的重大公共問題,如鄉鎮、街道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包括:涉及轄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征地拆遷、舊村舊城改造、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公共交通、住房保障、社會治安和城鄉管理等方面重大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調整。本文將重大公共事務決策定義為公共組織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和基礎性的公共事務決策,決策客體是涉及社會全體或大多數成員利益且受到普遍關注的重大公共事務。

  (二)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與治理

  公共事務的風險管理是風險社會的必然選擇,其特征決定了存在的風險,也決定了風險管理的難度。[8]重大公共事務決策因其全局性、戰略性和基礎性,且決策客體涉及社會全體或大多數成員利益,存在更加復雜的風險,也決定了其更大的風險治理難度。在風險社會中,相對于一般行政決策,重大行政決策更容易觸發各種風險,具有風險主觀性和風險沖突性。[9]研究表明,我國行政決策存在非科學性與非透明性,建立健全行政決策風險評估機制勢在必行;[10]重大行政決策涉及利益廣泛、實施成本較高、結果影響深遠,風險評估是重大行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制度保障[6]。現有研究也指出,重大決策帶來的社會穩定風險,以及對重大決策風險進行科學有效治理的必要性。如我國重大工程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存在風險價值判斷上的模糊性和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側重于定性研究而量化研究不足、評估主體單一、評估模式不合理等問題,仍需要進一步完善。[11]重大決策與人民群眾的利益密切相關,要在決策制定出臺、組織實施或審批審核前實施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增強決策對社會穩定風險的前瞻性和預防性。[12]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并且影響深遠,往往存在潛在的復雜風險,尤其是會造成社會穩定風險,而當前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風險治理仍然存在諸如風險識別、風險評估等方面的問題,風險治理機制仍需要進一步完善。

  為了給全球范圍內的綜合風險評估和風險應對策略提供指導,國際風險治理理事會(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IRGC)于2005年提出了風險治理的框架,風險治理框架中包含風險識別、風險評估、風險預警、風險溝通、風險控制、風險決策和風險管理等組成元素,核心過程包括風險預評估、風險評估、風險管理三大主要流程。[13]Renn拓展了該框架,更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全球風險治理框架,將風險治理的核心過程分為風險預評估、風險評估、風險管理、風險溝通等組成元素。Renn進一步指出,隨著風險復雜性和相互依賴性的增加,制定和實施適當的風險治理策略變得越來越困難,對于未來將面臨的多種風險,應該采取更有效、更具包容性的風險治理策略。[14]國內亦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劃分風險治理的流程,如將風險治理流程分為風險識別與分析、風險評估、風險決策、風險行動等四個部分[15],構建以風險預防為基本原則、風險分析為基本框架、信任重建為主要目標的風險治理模式,其中風險分析包括風險評估、風險管理、風險溝通三個部分[16]。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總結得到風險治理的框架或流程主要涉及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等組成要素,因此本研究基于此五大要素構建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邏輯框架。

  (三)大數據與風險治理

  當前,政府治理的大數據環境不斷完善,大數據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的共識已經形成,大數據治理的推進路徑日益清晰,但是在信息共享、部門協同、社會治理、科學決策等方面仍然存在思維困境、管理困境和法制困境。[17]研究指出,大數據驅動的政府治理有助于在疾病防控、自然災害預防、交通壓力緩解等領域從事后決策轉為事前預防,也有助于政府在扶貧、公共安全、危機預防、政務服務等領域實現精細化治理,為公眾提供更加精準和個性化的服務,但是大數據驅動的政府治理仍然存在治理思維、治理模式、治理體系缺乏等問題。[18]這對政府大數據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大數據治理模式的變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充分發揮大數據在政府治理中的價值,走出大數據治理的困境,成為政府治理面臨的新問題。

  大數據對社會風險治理的價值在于:利用其外部性能夠實現對風險的有效識別、預警、監控和應對,通過構建大數據信息平臺有助于消除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運用大數據技術有助于推進社會風險治理的智慧化。[19]大數據技術為風險社會的治理提供了強大的數據信息基礎支撐、工具能力支撐和技術平臺支撐。[20,21]

  大數據被廣泛應用于公共安全風險治理的理論、流程與模式等方面。研究發現,在大數據城市風險治理框架中,統計分析、可視化分析、時空軌跡分析等大數據治理技術可應用到風險識別、風險分析、風險評價、風險決策等治理流程,并且大數據運用越多,社會風險、經濟風險、環境風險、健康風險等風險將越少。[2]曹策俊等分析了傳統城市公共安全風險治理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數據驅動的風險治理框架,構建了智慧型風險治理模式。[22]譚爽等研究了大數據在重大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的作用,構建了包括評估數據搜集、評估信息挖掘、評估結果應用在內的風險評估系統。[23]然而,大數據在風險治理中的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等環節的研究仍然不足,并且針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存在明顯的研究缺口。

  由此可見,現有研究強調了大數據應用于公共領域風險治理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但是大數據在公共事務決策方面的研究仍然較少,針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研究則存在缺口。Kim等研究了大數據應用于政府治理的價值,研究發現信息通信技術領先的國家政府已啟動大數據應用項目,以提高運營效率、透明度、公民福祉和公共事務參與度、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各國政府希望大數據能夠提高他們為公民服務的能力,并解決經濟、醫療保健、創造就業、自然災害和恐怖主義等重大國家挑戰。[24]Mergel等闡述了大數據應用于公共事務決策的價值,尤其是大數據對公共事務決策的實時性價值,大數據的實時分析技術可以減少公共問題出現與解決方案制定之間的滯后,公共管理者必須具備分析大數據并將其轉化為公共服務知識以支撐決策的能力。[25]因此,本研究充分發掘大數據在公共事務決策領域和風險治理領域的價值,探究如何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構建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邏輯框架。

  (四)文獻述評

  國內外與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相關的研究存在如下局限:

  第一,現有研究多是探討一般意義上的公共政策或行政決策的風險治理,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風險治理則存在研究缺口,而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風險往往波及范圍更廣、影響更大、危害性更強,其風險治理問題更應該受到重視。

  第二,現有研究強調了大數據應用于風險治理和公共事務決策的價值,但仍然缺乏將大數據與公共事務決策相結合的風險治理框架研究。

  第三,對于公共事務風險治理中的風險生成機理、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等流程,現有文獻多是采用傳統的風險研究方法,主要通過訪談或問卷調查等來獲得數據,一般是采用傳統的定性或定量方法,大數據分析方法的運用存在不足[2],因此無法得到一套科學系統的風險治理體系。

  盡管大數據分析在其他領域的風險治理中已被廣泛運用且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公共事務決策領域,大數據應用依舊存在許多問題有待解決。如何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三、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邏輯框架

  本文構建的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邏輯框架自底向上包括大數據支持層、大數據應用層、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層、對策與政策層等四個層級,以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相關的數據來源和大數據分析技術為支撐,在大數據視角下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理論支持的基礎上,建立面向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生成機理剖析,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最終形成風險治理的對策與政策體系。

  第一,從理論上探究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優勢和合理性,以及大數據能夠解決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因此設置模塊一“大數據視角下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理論基礎”;第二,構建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即大數據應用層,為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風險治理提供應用支撐,因此設置模塊二“面向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第三,基于大數據支持層和大數據應用層剖析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的生成機理,因此設置模塊三“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生成機理”;第四,在厘清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生成機理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大數據應用于風險決策上,因此設置模塊四“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最終形成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對策與政策體系(參見圖1)。

  圖1 模塊之間的邏輯關系
圖1 模塊之間的邏輯關系

  各模塊之間的邏輯關系為:四個模塊不僅在結構上相互銜接、逐層遞進,而且在內容上也互相呼應、協調一致。其共同目標是構建全方位、高效率、操作性強的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邏輯框架,形成對策與政策體系,降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帶來的不確定性,全面提高大數據時代政府重大公共事務決策質量和風險治理能力。

  (一)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大數據支撐

  大數據驅動社會治理創新,不僅能有效節約社會治理的時間、資源和人力成本,而且有助于建構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模式。進入“互聯網+政務”時代,大數據成為有關部門提高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能力的有效工具。重大公共事務決策涉及政策、人口、經濟、交通、水電、教育、衛生、環境、輿情等領域,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應以政務大數據、政府開放數據、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數據、調查數據等為數據來源,收集以上相關領域的大數據,整合統計分析、數據挖掘、自然語言處理、深度學習、主題分析等大數據分析技術,為將大數據分析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風險治理提供數據層的支持。此外,還應收集和梳理有關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國家政策、法律法規、歷史檔案、調查報告、案例庫資料等文本,建立政策文本數據庫作為數據基礎,并充分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從中挖掘出潛在價值,建立基于政策文本數據實現風險治理的方法和路徑。

  此外,還應在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中建立或完善大數據技術標準。2018年3月,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全國信息技術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大數據標準工作組發布《大數據標準化白皮書(2018版)》,提出了包括基礎標準、數據標準、技術標準、平臺和工具標準、管理標準、安全和隱私標準、行業應用標準在內的大數據標準體系框架,描述了大數據技術標準在貴州、上海以及電力、通信、金融等地方和行業的應用。該白皮書建議我國的大數據標準化工作要完善大數據標準體系建設、加強大數據標準化在數據治理領域的推進作用。因此,在大數據支持層中應該建立或完善大數據技術標準,提高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中的數據管理水平。

  (二)大數據視角下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理論支持

  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使得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風險治理出現了重大變革,應該構建一套新的理論體系作為基礎支撐。大數據具有龐大性、時效性、多樣性、真實性和價值性,大數據強調利用全體數據而不是隨機樣本,它是混雜性的而不是精確性的,它反映相關關系而不是因果關系。[26]大數據時代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應該結合大數據時代背景和大數據的相關理論,如上述的大數據基本特征,從理論層面分析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優勢和合理性,建立起一套完備的理論支撐體系,解釋以往未考慮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存在的問題或不足,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具有的優勢,為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提供理論支撐。一是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研究進行梳理,在把握理論研究現狀和實踐發展動態的基礎上,梳理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領域的研究熱點和研究趨勢;二是對相關的政府部門、行業機構、利益相關者進行深度調研,以歸納和總結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現存問題;三是通過多渠道收集和整理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案例,選擇若干典型的案例進行深入剖析研究,明確大數據優化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機理。

  首先,全面研究、吸收、消化、提煉現有研究成果,掌握研究現狀和動態,系統梳理已有理論的框架和情境基礎,總結現有研究中關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大數據風險治理等方面的理論觀點。其次,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經驗豐富的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進行深度訪談,以總結和歸納風險治理的實踐發展情況,包括風險治理的風險要素、治理體系、存在的問題、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等。再次,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進行訪談,深入挖掘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學術研究狀況,包括決策和風險治理相關理論和方法的發展現狀、現階段的研究熱點和未來的研究趨勢等,加深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和風險治理領域的認知和理解。最后,識別大數據思維和大數據技術作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具體環節、具體要素,通過分析大數據在該決策風險環節的影響路徑和發揮的作用,梳理形成大數據優化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作用機制。

  (三)面向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

  在大數據視角下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理論支撐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面向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提供應用技術支撐。通過支撐與服務體系高效地將大數據技術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從數據中提取決策風險治理所需知識以輔助決策,對現有的技術和服務體系做出調整。

  具體而言,應該從數據生存周期的角度構建大數據支撐架構,以服務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全流程;設計對不同來源、不同類型的數據進行融合的方法;建立發現和提取知識的規則和范式,以及大數據分析的流程,將大數據分析方法與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應用實踐有機結合,從而建立面向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其中,數據融合是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的技術關鍵。大數據的多源異構特征,為數據分析和應用增加了難度,為了將多來源、多種類、多類型的數據及時、準確、有效地整合,需要設計多模態數據融合方案,解決數據種類繁多、來源廣泛的問題,以及數據雜亂、數據結構混亂、存儲不一等問題。基于數據來源角度,設計并實現政策、人口、經濟、交通、水電、教育、衛生、環境、輿情等領域數據融合的方法;基于數據形式角度,設計并實現文本、圖片、音頻、視頻等多種數據融合的方法;基于數據結構角度,設計并實現結構化數據、半結構化數據、非結構化數據融合的方法。實現數據的跨模態特征表達,建立多模態數據的特征表達方法,明確多模態數據融合的作用規律。從而形成多模態數據采集、預處理、存儲、檢索、建模的流程,構建多模態數據融合的算法和模型,整合統計分析、數據挖掘、自然語言處理、深度學習、主題分析等大數據分析技術支撐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

  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在于指導政府充分發揮大數據的優勢作用,科學運用大數據技術,充分釋放大數據蘊含的巨大價值,系統、有效地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生成機理剖析,以及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推動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由傳統模式向數據驅動模式轉變,由“經驗治理”向“數據治理”“科學治理”和“創新治理”轉變,為我國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技術及治理思維變革提供寶貴的政策工具和理論借鑒。

  (四)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

  在界定重大公共事務決策定義、類別和特征的基礎上,依托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剖析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的生成機理,包括風險來源、風險歸因、風險類別和風險特征。在比較傳統政府決策環境和大數據環境下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生成機理所存在差異的基礎上,利用風險生成相關數據深入挖掘決策前、決策中、決策后三個不同階段中決策風險的觸發機制、多維結構、形成過程。

  在厘清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生成機理的基礎上,再基于大數據分析風險治理中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等流程。基于面向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通過大數據分析技術識別關鍵風險因素和風險形成路徑;從評估主體、評估范圍、評估程序、評估指標體系、評估方法以及評估結果等方面構建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評估體系;構建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預警與防控體系,從設計風險觸發器、構建動態風險預警系統兩個方面實現對風險全流程的動態監測和預警;構建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溝通與控制系統,其中風險控制系統包括風險預防子系統、應急管理子系統、恢復子系統,借助大數據預測技術實現事前日常風險管理、事中應急風險管理、事后優化風險管理,風險溝通系統貫穿在決策制定前、決策執行中和決策實施后。

  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目標為公共服務,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服務對象是廣大公民,政府作為服務提供者,如何進行服務設計與服務創新,實現為風險決策提供服務支持,對提高決策的科學性至關重要。因此需要結合服務科學中的服務設計與服務創新,為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中的風險決策提供服務支持。政府應該實現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大數據技術創新與應用創新,優化重大公共事務決策服務,提升重大公共事務決策服務質量,建立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服務體系,通過制定公共服務大數據戰略推動公共服務改革進程。

  此外,在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中,風險決策和風險生成還與決策者的風險偏好密切相關。在領導力概念鏈中,領導行為、領導能力與領導知識是三大要素。其中,領導能力決定領導行為,而且領導行為來源于領導知識。領導知識往往決定了領導者在風險決策中的風險偏好,而且領導知識的局限性會帶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從而導致領導決策風險的生成。因此,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還需要結合領導力理論中的領導行為、領導能力與領導知識,分析三者如何決定領導者的風險偏好,從而對風險決策和風險生成產生影響,為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提供理論指導。

  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相關的數據大多掌握在政府各級部門,容易形成“信息壁壘”和“信息孤島”現象。如果政府不向社會開放大數據,則難以調動社會力量參與風險治理的積極性。如果政府部門間不實現數據共享,則“信息孤島”的存在使得數據價值無法有效發揮,政府跨部門、跨領域合作困難,造成風險治理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困境。因此,政府應促進大數據整體規劃、跨部門合作、多方共享和社會開放,為大數據風險治理提供基本保障。政府部門應與企業建立合作關系實現協同風險治理,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的決策經驗優勢和企業的技術創新優勢,以數據為紐帶,實現政府和社會組織協同風險治理。此外,民眾是政府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直接利益相關者,政府應該建立與民眾的協同治理關系,形成政府為民眾提供數據開放、民眾配合政府收集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相關大數據的良好生態。因此,政府應該與民眾建立協同治理關系,通過大數據將民眾整合到政府決策之中。

  (五)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對策與政策體系

  最終形成建立或完善大數據技術標準、建立面向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大數據支持和應用的對策與政策,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生成機理剖析的對策與政策,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的對策與政策。最后,將五個部分的對策與政策建議實施系統性整合,在大數據支持層、大數據應用層、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層之上,結合現有的相關政策法律法規,并對比國內外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對策與政策,在借鑒國外相關經驗的基礎上,系統性地形成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對策與政策體系(參見圖2)。

  未來,推進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模式創新,仍然需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的機制。尤其是在公共衛生、食品安全、城市交通、社會安全等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相關的領域,政府還需要充分運用大數據信息和資源,依托大數據技術和平臺,增強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風險治理能力,更加全面、系統地分析可能存在的各類行業性、系統性、區域性風險,提高風險因素的判別與感知能力,以及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的能力,更好地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

  四、研究總結

  本文構建了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邏輯框架,由底向上包括:大數據支持層、大數據應用層、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層、對策與政策層。首先,從理論上探究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優勢和合理性;其次,構建大數據支撐與服務體系,為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風險治理提供應用支撐;再次,基于大數據分析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是如何生成的,并在理解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生成機理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大數據應用于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等流程上;最后,形成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對策與政策體系。本項研究旨在啟示政府如何充分發揮大數據的優勢作用,科學運用大數據技術,充分釋放大數據蘊含的巨大價值,如何系統、有效地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生成機理剖析,以及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控制與溝通,推動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由傳統模式向數據驅動模式轉變。

  本研究為將大數據應用于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啟示。研究結果有助于彌補現有基于大數據的風險治理文獻中對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理解的不足,進一步豐富大數據在風險治理中的理論和應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研究還提出了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邏輯框架,有助于提高政府相關部門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的科學化、現代化和智能化水平,幫助政府有效應對和解決難以預測的風險事件,推進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實現智慧治理,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圖2 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邏輯框架
圖2 基于大數據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風險治理邏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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