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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參與廣度、深度及效度的審視

時間:2019-12-07 來源:理論與改革 作者:陳付龍 本文字數:10805字

  摘    要: 公共參與的程度與水平不僅是檢驗公共參與有序化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新時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水平的重要標尺。審視公共參與有序化的現代推進,廣度、深度、效度的三個空間維度是當前公共參與“合度”的參量定位,從動態的視角回答了公共參與何以“合度”及如何“合度”,公共參與有序化也有待于公共參與在廣度、深度、效度的三維空間中保持一個合理張力。

  關鍵詞: 公共參與; 廣度; 深度; 效度;

  Abstract: The degree and lev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testing the ordering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scaleplate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hina's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rdering, the three spatial dimensions of breadth, depth and validity are the parametric positioning of the "combination degree" of the curr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It answers why and how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combination degree"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ordering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lso needs to maintain a reasonable tension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of breadth, depth and validity.

  Keyword: Public participation; Breadth; Depth; Validity;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準備材料》一文中指出:“可是對日常的運用來說,在所謂的定義中對最一般的同時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質所作的簡短解釋,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只要不要求它表達比它所能表達的更多的東西,它也不會造成什么損害。”[1]參照學術界公共參與的現有理論解釋框架、公共參與的行為取向和理論研究工作者的有關觀點,按照恩格斯對如何下“定義”所作的論述,文中將公共參與界定為現代公民在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共領域內所展開的一種以維護和發展公共利益為根本目標的公共行動。為此,公共參與是特定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使然,公共參與并不是存在于任何社會形態之中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公共參與產生的必要條件。作為一種微觀民主形式,公共參與是在公共領域之中的一種以公共利益與公共幸福為其價值支撐的公共行動,促進政府與公民的互動是公共參與這種微觀民主價值的直接體現。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與社會相對分化與自我完善,我國公共參與有序化獲得了切實推進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形式化的參與、非制度性的參與、非法性的參與、原子式的參與等公共參與無序抑或失序現象亦不同程度存在。“有序”是多層次多領域拓展公共參與的一個重要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與信息化的時空背景下,如何正確滿足公民有序參與需要,促進公共參與邁向制度化、規范化與有序化的軌道,是考量新時代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標尺。公共參與有序化隱喻“度”的存在與要求,超越一定的“度”,有序即無處遁形。為此,如何“合度”是公共參與有序化“應然”層面的首要考察,審視公共參與廣度、深度、效度的三維空間,以回答公共參與有序化“度”何在及如何“合度”,是一個重要的思想立足點和需要深化研究的空間。

  一、公共參與的廣度審視

  廣度,謂事物的范圍。公共參與的廣度主要依據參與人數的累加情況以衡量,從理論層面回答,即公共參與的人數越多,則公共參與度越廣,公共參與的人數越少,則公共參與度越窄。依據參與人數的多寡,可繪制從一個人到全部成員參與的連續圖譜,即一個人的參與位于圖譜的一端,全部成員的參與位于圖譜的另一端,由此依據人數的變化而形成連續圖譜。當公共參與僅為一個人的參與時,則是我們通常所言的“個人獨裁”或“個人專斷”;當公共參與為全部成員的參與時,則為我們通常所言的“全體民主”或“全員參與”。然而,現實中公共參與基本不存在一個人的參與或全員的參與,因為“公共”參與的內在屬性本身決定了公共參與的“復數”性,社會成員的“差異”性又決定了全員的一致性參與也較難實現。可見,從應然層面考察,公共參與的理想型形態即盡可能擴大公共參與的累積人數規模,使公共參與的輻射面更廣,進而使不同的價值要求與不同的利益訴求可通過參與得以表達或溝通。公共參與的廣度是公共參與有序化的前提與基礎,一是倘若缺乏一定人數的公共參與,公共參與的“公共性”則無從體現,公共參與也即蛻變成“偽公共”,二是倘若公共參與的廣度無法滿足,公共參與則極可能導向“個人的專制”。只有公共參與有一定的廣度,不同利益訴求與價值指向的個體才可能在此過程中充分地表達,在表達、溝通、協商、對話中促成對公共事務的理性見解,且形成良性的制約、監督與溝通機制,進而為公共參與的有序提供保證。
 

公共參與廣度、深度及效度的審視
 

  考察公共參與的廣度,可得出,在現實的運行機制上通過公共參與影響政策制定或政策運行的主體是由不等數量的人群組成的,即公共參與往往是由或多或少的部分人群組織參與,參與的廣度往往是“一個人”與“全員”之間的某個點,它在公共事務的草擬、執行、評估、決議等層面的參與均影響公共事務最終的決策及方案。從簡易的思維路向探索,當公共參與輻射的人群越廣,即公共參與的人數越多,公共事務的“公益”性則更為保證,其反映與表達的利益訴求與價值要求可能越廣,“公共善”的目標更可能實現。換言之,當公共參與的累積人數越多,不同個體的利益訴求均可能納入其中,不同個體的智慧考量均被引入借鑒,不同個體的意見建議均被表達考察,由此影響的公共事務決策則可能反映更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其所可能造成的錯誤風險會降低,決策公布后遇到的阻力會有所減少,這也即接近于今日所倡導的“民主”之實質價值。具體的公共參與所影響的公共決策事件也表明,當公共參與的廣度不足時,公共決策很可能走向“個別的專制”,部分權力使用者也可能在權力天然僭越的沖動預設下走向“權為己所用”,進而使公共政策僅代表少數人或少數階層的利益,即向權力使用者所希望的方向傾斜,達到保護某部分人利益的目的。在此類廣度式微的公共參與下所做出的公共決策則極可能出現以“公共”之名謀取“私益”之利的現象,進而極可能在所謂代表或反映大部分人利益的言說下僅僅保護少部分人利益。與此同時,公共參與的廣度不足,即少部分人的公共參與也可能因“參與不足”,意見征求不足,而導致“決策失誤”或“方向偏差”,即“好心辦壞事”。在參與者智力相當,意志獨立的情況下,參與人數的累加無疑會降低錯誤機率,擴大智慧容量,使公共決策的錯誤風險降低。那么,當前如何盡可能使公共參與廣度獲得進一步拓展?從公共參與的縱橫切面來考察,公共參與的渠道拓展與豐富則是公共參與廣度實現的重要保證。當前公共參與的渠道主要有聽證會、專家咨詢會、征求意見座談會、調查反饋、投票、網絡參與等方式,該類方式均為公共參與的廣度提供了基礎與可能。

  公共參與廣度如何實現是探討公共參與廣度的重要環節。從現有的拓展公共參與渠道的方式中可看出,聽證會、專家咨詢會、征求意見座談會等方式涉及的面較窄,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往往是在公共事務已達到一定程度時再推行的面向公眾的公共參與。聽證會、專家咨詢會、征求意見座談會一般來說對參與者的文化、社會閱歷、相關知識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因為倘若參與者對公共事務一無所知,或參與者的文化、閱歷、知識背景相對匱乏也難以達到該類公共參與的最終目的,公共參與也極可能成為一種擺設。該類公共參與尤其是專家咨詢會,是典型的以專家型參與者為主導的公共參與,公共參與的廣度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以專家為主導的公共參與往往有其知識背景、相關閱歷做基礎,能夠為公共事務的導向提供較為可靠的見解,進而有效地導引公共參與。調查反饋、投票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進行,調查反饋、投票等方式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公共事件或公共事務的最后走向,且從參與的廣度來看,往往輻射的面較為廣泛。網絡參與則是現有公共參與方式中參與累積人數最多,參與層面最廣的一種參與方式。當前隨著中國逐步邁入自媒體時代,每個人只要開通網絡、點擊關注的事件,就可以成為網絡參與的一份子。毋庸置疑,網絡參與徹底改變了傳統的公共參與方式,它既極大地延展了公共參與的廣度,也使公共參與廣度的傳統考察方式受到了挑戰。綜上所述,公共參與的渠道已呈現一定的多樣性,影響與拓展著公共參與有序化的橫坐標,即公共參與的廣度。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以累加人數為拓展公共參與廣度的方式并不能完全保證公共參與的有效與有序,因為參與人數的多少并不一定直接代表參與的有效與有序。當出現以下情況時,僅有公共參與人數的保證并不能直接導向參與的有效與有序:一是參與者“沉默”,當參與者的人數有一定的保證,但參與者均為“沉默的大多數”,即參與者均保持沉默時,由此呈現的人數眾多的參與僅只能是參與的假象,進而無法保證參與的“智慧集中”,也無法保證參與的有效與有序;二是參與者“虛設”,當參與者人數眾多,且均有發言,但發言者實質上并不能對公共決策產生影響,公共決策的主導權與決定權實則僅僅在幾個人手中時,眾多的參與者僅僅是“虛設”,此類的眾多參與也僅僅是虛設的,實質仍是部分權力者權力導向下的參與,不能保證參與的“監督有效”,也無法保證參與的有效與有序;三是參與者“無知”,若參與者人數眾多,也踴躍發言,且未被權力占有者或強勢利益集團所操控,但參與者本身對公共事務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其表達觀點時僅僅是人云亦云、隨聲附和,此類只保證人數的公共參與無疑也無法真實體現公共參與的廣度。由此得出,公共參與的廣度并非邁向公共參與有序化的充要條件,片面強調公共參與的廣度,還可能造成公共參與的虛榮假象與公共參與的時間精力成本。相反,倘若公共參與滿足以下條件,則公共參與廣度上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可得到彌補:一是參與者的“知曉”,即參與者均對參與的公共事務有較清晰的了解,且對公共參與所指向的“公益”目的清晰明了,對于公共參與的程序、限度、范圍、要求均有清晰的把握與準確的認識,換言之,參與者的“知曉”使公共參與更為有效,且能夠較清晰與直接地指向公共參與的實質目的;二是參與者的“德性”,即公共參與者能夠跳出其既定的成員身份,以“道德人”的要求嚴格律己,且在公共事務的決策與參與中掙脫自我的狹隘私益,使公共參與的指向不背離“公共善”的目的;三是參與者的“理性”,即公共參與者具有應有的公共理性,能夠在公共理性的指引下思維清晰、意志獨立地分析與探討問題,進而做出正確的決斷。由此可見,當公共參與能夠滿足以上條件時,公共參與的廣度雖無法達到全員參與,但其也算是較為有效的參與,且有利于公共參與的有序化。從以上分析也可得出,公共參與的廣度僅僅是公共參與有序化的指標之一,公共參與的深度與效度也深刻影響著公共參與的有序化實現。

  二、公共參與的深度審視

  深度,謂觸及事物本質的程度。公共參與的深度即公共參與觸及的參與實質,它主要依據參與的實質與參與的影響來衡量,從理論上說,當參與者基于信息的掌握,在意志獨立、辯論深入的情況下影響公共事務走向,則在公共參與的深度上有較強的體現。而在現實層面,公共參與往往從實現最廣大的“潛在參與者”轉向選擇部分“現實參與者”,其內在原因在于一方面最廣大的“潛在參與者”的實現較為困難,另一方面部分“現實參與者”的深度參與一定程度能夠彌補廣度的不足。由此可見,在公共參與的現實建構中,公共參與的廣度與深度往往是作為一個交織的圖譜呈現,即“現實參與者”的一定廣度與深度參與交織,使公共參與真實且明智,使其在一定的理性運用中實現,進而達致有序的公共參與。公共參與若讓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均參與進來,其現實的可能性較小,在這種情況下,引入公共參與的深度坐標,選取部分利益相關者經過調查研究、反復辯論、比較考察得出的相應決策或行動,即使不能達到經濟學意義上的帕累托最優,但其也能達到次優狀態,且具有實現的可能性,因此,從現實的公共參與生態審視,公共參與的深度直接影響公共參與有序化。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公共參與廣度與深度的縱橫坐標并非如同清晰的坐標系那樣有著嚴格的標定,即公共參與的廣度與深度各占比多少并沒有清晰明確的界定。在公共參與現實活動中,往往是選取部分代表參與其中,這便是“代議民主”或“間接民主”的來源。

  那么如何充分發揮公共參與“深度”坐標的價值,使公共參與的“深度”有效彌補廣度的不足?簡單來說,公共參與的“深度”關注“質”,既指公共參與活動的“質”,也關注其最終指向的“質”。具體來說,公共參與的“深度”,主要體現在:

  一是參與者具有一定的道德素養與知識背景。參與者一定的道德素養與知識背景是保證公共參與“深度”的前提與基礎,不難想象,倘若參與者不具備起碼的德性與知識水平,其參與的公共事務必然難以達致理想的方案或走向預期的目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人類在本性上應該是一個政治動物。”[2]可見,“政治人”是人秉性中的面相之一,然而“政治人”的預設已隱喻“道德人”的要求,因為“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3]“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作為社會關系中的人,“道德人”的預定亦早已注入,公共參與作為一種社會性活動,其內在更鮮明地要求參與者“道德人”面相的彰顯。此外,公共參與有別于一般的參與,它往往指向一定的公共事件或公共問題,由此一定的知識背景亦是公共參與深度達致的前提基礎。

  二是對參與事件信息的把握。若參與者具備較好的道德素養與知識背景,但其對事件信息毫無了解或知之甚少,建基于近乎“無知”狀態的公共參與,不難想象,其對事件的參與只能是人云亦云或淪為“沉默的大多數”,因此對參與事件信息的把握亦是保證公共參與深度的重要要求。那么何謂參與事件的信息?為保證公共參與的深度,需要把握哪些參與事件的信息?具體來說,參與事件的性質(公益性或非公益性),參與事件的發起者,參與事件的目標指向,參與事件的影響范疇等均是公共事件的信息,參與者只有對參與事件本身信息充分把握,才有可能呈現參與的深度。

  三是參與過程中的積極表達溝通。表達、溝通既是公共參與本身的活動體現,也是通過參與達成共識的必要過程。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意識是對存在的客觀反映,存在是意識的來源,而人們的存在實際上就是鮮活的實際生活。“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3]在利益分化、社會不斷變遷的現時代,由利益分殊預設的價值分歧在公共參與中無疑會清晰呈現,為有效推進公共參與的開展,則需要參與者在參與過程中摒棄自我的狹隘的價值立場,在公共參與中積極就問題本身展開辯論,表達意愿,積極溝通,進而促成價值共識的達成。伽達默爾提出的“視域融合”、羅爾斯提出的“重疊共識”等均是基于此的考量,即公共交往過程中基于公共利益所達致的“重疊共識”或“視域融合”體現出了公共參與對社會生活的升華,公共參與促進了社會生活的和諧發展,是社會生活中利益分殊、價值分歧走向和諧、互動、理解的重要環節。

  四是參與人員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集體理性”,是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重要參量。公共善是公共理性的目標指向,它是政治正義達致的內在要求,也是政治正義指向的內在旨歸。簡言之,指向公共善的公共理性是民主國家的重要特征,也是公共參與的內在要求。“公共理性觀念包括其所適用的基本政治問題、所適用的人員、正義范疇所賦予的內容、合性性法律的討論制定中的有關概念運用、公民克制的原則問題等等層面的內容。”[6]由此可推知,公共參與有其自身內在的特定屬性與特定意義指向,它往往與公共理性緊密聯結,“公共理性”亦是公共參與深度達致的重要元素。

  五是參與指向的“公共善”。“公共善”是公共參與的內在指向,換言之,“公共善”是公共參與的目的表達。“公共善”內蘊豐富的價值特質,它既以“公共”為指向,也以“善”為目的取向。缺失任一層面特定指向都不能稱之為“公共善”,如僅涉及個體善或僅涉及公共事件均不是公共參與目的為“公共善”的表達。“公共善”既指向“公共”,也富含“善”的內涵,當前公平、正義、公正等則是“公共善”的具體展開,是“公共善”的具體指向。公共參與因以“公共善”為目的指向,它與一般的參與也就有著本質的差別。公共理性、公共素養、公共關懷是公共參與的“公共性”得以保證與體現的內在要求,公共參與的主體素質也是“公共性”達致的內在保證。公共參與的“公共善”指向也使公共參與不再是唯私的利益追逐,也不是隱秘的“私人獨白”,而是以公共利益為指向的共在追求,是與他人的“對話商談”,它使公共參與在明確的道義指向上更為深入與深刻。因此,“公共善”的指向亦是公共參與“深度”呈現的重要層面。

  然而,公共參與的“深度”彌補公共參與“廣度”之不足的有限代表參與仍然有其難以規避的風險,其主要體現在:一是參與者“集體德性”被削弱的風險。道德水準、知識背景、個體素質是公共參與達到深度的“主體”要素要求,然而在公共參與的現實實踐中無法保證選取的公共參與者均具有較高的道德素養與知識水平,即使部分代表滿足德性、知識水平等層面的要求,也無法保證公共參與中的“集體德性”,進而在具體的公共參與中可能面臨參與者“集體德性”被削弱的風險。二是參與“公共善”指向動搖的風險。“公共善”不同于“普遍善”,也不同于“總和善”,它不是善的普遍相加,而是以最小損害為原則,實現最大多數人利益的“構成性的善”。政治正義是正義原則在政治領域的體現,公共善就是政治正義的內在要求,也是政治正義實現的各項制度、規范、觀念承載的內在目標。“公共善”指向是公共參與有別于其他參與的重要因素,然而參與者可能在外界環境變化或個體期望改變的內外因素綜合作用下,出現“公共善”指向動搖的風險,進而違背公共參與的目的本質。三是參與者“公共理性”的情緒化風險。感性與理性是人類通有的情緒狀態,在公共行動的實踐中,理性又有公共理性與個體理性之分,且兩者是相互影響與滲透的。個體理性是公共理性達致的基礎,倘若缺乏個體理性,公共理性的培育便無所依附。公共理性所直觀表達的“公共意見”是個體理性的培育與生長基礎上“視域融合”與“對話溝通”的集成。可見,個體理性始終是公共理性的“最小分子”,公共理性所依賴的“公共意見”“公共話語”“公共視野”均有賴于個體理性。然而,參與者可能因利益的綁架或他者的介入而走向非理性,且可能在情緒化盲動下呈現一種“正義的錯覺”,走向“正義的反向”。四是參與者“利益綁架”的私密性風險。人們對利益的不懈與永恒追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源碼所在,公共參與個體在公共參與中可能被強勢利益集團綁架,成為偏離“公共善”的強勢利益集團代言人,參與者也可能被與自身利益最為密切的關聯方俘獲,進而呈現參與的“私密性”,而走向參與者“利益綁架”的私密性風險。由此可見,公共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之縱橫坐標從靜態的視角繪制了公共參與有序化的中國訴求,但二者難以規避的內在風險,又深刻地隱喻了動態視角觀測的重要性,因此公共參與有序化的另一參量———效度的引入就尤為重要。

  三、公共參與的效度審視

  效度,謂事物的有效性與準確性。公共參與的效度不僅僅指有效,還包括公共參與的可控,即公共參與的整個過程在一定的控制狀態與控制范圍內,它不是混沌或失序的,它使公共參與有序化的考察跳出了縱橫的靜態框架,而從全新的動態視角考察與觀測公共參與有序化的“合度”。在公共參與中,當部分參與者偏離“公共善”的參與指向或部分參與者呈現一定的情緒化甚或盲動時,參與仍然有效,但它不能達到公共參與有序化的效度要求。公共參與的效度,顧名思義,如何實現公共參與預期的效果,其重要指標既包括參與的有效,更指對參與過程的可控,即公共參與在可以掌控的狀態中。具體來說,公共參與的效度主要指公共事務的全體利益相關者對部分現實公共參與者的知識水平、道德素養、價值立場的充分掌握,現實參與者對公共參與事件的目的、過程、指向均清晰了解,由此保證公共參與的有序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參與的廣度與深度都不能直接指向公共參與的有序,公共參與的效度以二者的內在張力為尺度,使公共參與在可控狀態中,進而保證公共參與的有序化。

  公共參與的效度,在具體的實現機制與權衡考察上,需要回答的是公共事務的全體利益相關者如何實現對現實公共參與者的監督與制約,如何保證現實公共參與者始終以“公共理性”參與公共事務,并在參與中達至“公共善”旨意。那么如何保證健立健全相關的監督與制約機制則是公共參與效度實現的重要命題。考察公共參與監督與制約機制的實現,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眼:

  一是權利制約權利。公共參與是公民在公共領域參與活動的總稱,它本身是公民權利的展現。然而,公共參與中的公民權利并不是“無所束縛”與“任意妄為”的,公共參與者往往是利益相關者的部分代表,是“集體權利”的部分代言人。由此意義上考察,公共參與中公民權利呈現需要接受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的權利制約,一定程度上公共參者的權利呈現亦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的權利讓渡。公共參與者在公共事務或公共決策中行使監督權、選舉權、表決權等權利時亦需要接受利益相關者的監督與制約。黑格爾曾強調:“一個民族的國家制度必須體現這一民族對自己權利和地位的感情,否則國家制度只能在外部存在著,而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7]公民對自己權利的珍視是國家制度存在意義與價值的依托,民眾在公共參與中權利的呈現是對權利珍視的體現,其本身也需要接受監督與制約,倘若公民在公共參與中行使權利不受任何監督與制約,難以想象權利是否能真正走向公共參與的本真目的。因此,公共參與者的權利展開需要接受利益相關者的權利制約是公共參與監督與制約機制實現的要點。

  二是權力適當監督。公共參與不同于一般的參與,它是一項具有公共屬性的公開參與,往往直指公共事件或公共事務。公共參與有時以單個個體的集合形式展開,有時也以社會組織的形式參與,無論是單個個體的集合形式抑或是社會組織的形式,公共參與活動本身仍要接受政府等部門的適當監督。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組織呈現一定的恢復與發展態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改革開放的進程亦是社會組織不斷發展并走向蓬勃的進程,中國社會組織已然從一個純粹的集體組織發展為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力量,它與政府、市場之間形成了有力的互動與張力格局。當前政府-市場-社會的“三維格局”有賴于社會組織的良性發育。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引導現代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的發展,促進現代社會組織發展的政社分開、權責明確和依法自治。社會組織的培育與發展也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獲得了政治保證與政治基礎,社會組織的培育與發展不再是個體性的自發集合或自發組織,它已獲得了黨從戰略高度的認可與重視。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社會組織的政治保證與戰略認可并不意味著它已可隨意地壯大或擴張,而是要在一定的規約與體系中有條不紊地成長與培育,權力適當監督是其內在要求。可見,權力適當監督亦是公共參與監督與制約機制實現的重要方面。

  三是法律規范權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8]法律是正義彰顯的具體表達,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便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各種政治權利,其中憲法第34條中指出,以集會、游行、示威等形式維護權利權益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然而,法律在賦予權利的同時,也劃定了其內在的邊界,即公民在公共參與中體現與行使的權利需在法律的框架內踐行,法律對權利行使有法理意義上的規范性與規約性。由此得出,權利制約權利、權力適當監督、法律規范權利是公共參與監督與制約機制實現的路向。

  公共參與的效度實現有利于公共參與的廣度與深度之間保持一個合理的張力,即公共參與的廣度與深度達到盡可能的最優且使公共參與處于可控的狀態中,調節著公共參與的合理張力,其主要體現在:一是確證公共參與的深度彌補公共參與廣度之不足。在現實的公共參與中,由于參與的時間、精力、物質條件等主客觀因素,公共事務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往往較難實現,為彌補公共參與廣度之不足,需要參與者的道德素養與知識背景、對參與事件信息的把握、參與過程中的積極表達溝通、參與人員的“公共理性”、參與指向的“公共善”等深度參與以彌補。然而即便如此,參與者“集體德性”被削弱的風險、參與者“公共善”指向動搖的風險、參與者“公共理性”的情緒化風險仍是公共參與深度層面可能遇到的風險。基于此,公共參與引入第三方監督與制約機制,力圖在公共參與的廣度與深度層面形成合理張力,以適當與有效的監督與制約確證公共參與的深度彌補公共參與廣度之不足,進而達到公共參與的效果最優。二是優化公共參與的參數組合。公共參與的參數組合中公民特質是最重要的參數,而公民特質亦是公共身份的重要彰顯,“參與公民生活是一個文明人最高級的活動了。”[9]公共參與不是隨意的無聊摻和,它涉及到多重參數,包括公共參與的人數、范圍、程序、手段、渠道等,任一參數的變化都直接影響公共參與的意義實現。當前公共參與的效度實現指向優化公共參與的參數組合,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推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對于公共參與形式的多樣化、公共參與渠道的拓展、公共參與廣度的延伸均起著重要作用,進而推進公共參與的有序化。三是調節公共參與的參量配比。公共參與作為以公共利益為指向的參與行為,在民主與效率取向上需要保持合理的張力。公共參與的合理參量配比應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層面保持協調統一。公共參與的參量配比是當前利益多元化時代不同利益立場的參與者能否獲得價值共識的重要因素。公共參與的民主與效率取向,在中國公共參與的發展進程中,經歷了民主主導、效率優先、民主與效率兼顧的歷程,它亦是公共參與參量配比日益走向優化的歷程。當前治理民主參與是公共參與參量配比合理性的較好探索模式。治理民主參與從參量配比而言,是感性與理性、私益與公益有效平衡中的優化參與。公共參與的私密化是當前個體自由過于釋放的風險,如赫爾曼所言:“完全沉浸在私人生活中不僅對個人而且對全社會都被感覺為一種釋放性經歷。”[10]公共參與的情緒化或感性化亦是參與風險增強的因素,公共理性是公共參與的理性化與有序化的重要品質與心理基礎,它是個體理性基礎上以公共參與正當性為指向的共有價值觀念與價值態度,是公共參與有序進行的意識基礎。公共參與的效度實現有效調節公共參與的參量配比,使公共參與在感性與理性、私益與公益中有效平衡,并推進公共參與的有序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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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付龍.公共參與有序化的三維空間審視[J].理論與改革,2019(06):1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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