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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韋勒克對英美現代詩歌的批評及研究

時間:2019-12-09 來源:未知 作者:樂楓 本文字數:13793字

英美文學論文熱門推薦10篇之第八篇:探究韋勒克對英美現代詩歌的批評及研究

  摘要:韋勒克是20世紀英美文學著名理論家和批評大師,其影響巨大的《文學理論》和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被譽為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史上的里程碑。因此,過去的研究大都集中探討其文學理論或者批評史、批評方法方面的貢獻,而忽視了他對英美現代詩歌批評的研究。其實,韋勒克是較早關注英美現代詩歌批評的批評家之一,他對英美現代詩歌及批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闡述,為英美現代詩歌及批評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

  關鍵詞:韋勒克; 英美現代詩歌; 批評;

  Abstract:

  Rene Wellek is a great theorist and critic of the 20th century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His two major woks,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which includes 8 volumes, are regarded as milestones in the research field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Wellek focus on his contributions to literary theory,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ritical methodology, and ignore his achievements on modern poetry criticism. But Wellek starts to publish reviews of modern poetry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his critical career, and he is actually a key critic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amine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modern Anglo-American poetry, focusing on his criticism of some major critics of modern Anglo-American poetry.

  Keyword:

  Wellek; modern Anglo-American poetry; criticism;

英美文學

  0 前言

  勒內·韋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是當代西方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之一。他和奧斯丁·沃倫合作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1949)自出版以來,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流傳,盛行不衰,不僅被多個國家的高校作為文學理論教材(也被我國教育部列入高校中文專業閱讀的100本書目),而且還成為公認的世界文學理論經典。他歷經40多年撰寫的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1750-1950》(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被譽為"西方文學研究中第一部真正的批評史著作","這部洋洋數百萬言的批評史巨著以搜羅廣博、論述精彩為學術界普遍認同……確實是一部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扛鼎之作"(劉象愚,2010:13-15)。面對20世紀異彩紛呈的各種文學思潮流派及各種混亂不清的術語和概念,他也進行了深入剖析與細致厘定,先后出版了《批評的各種概念》(Concepts of Criticism,1963)和《辨異:續批評的各種概念》(Discriminations: 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1970)等。中國期刊碩博論文數據庫(CNKI)中與"韋勒克"相關的內容就有400多條,這些文獻包括期刊論文和碩博論文,研究領域包括了韋勒克的術語、概念、基本觀點、研究方法以及對我國的文學理論界的影響,等等。這說明學術界對韋勒克是非常關注的,但對韋氏探討英美現代詩歌的成果鮮有涉及。

  韋勒克一生以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為主業,成果豐碩,被譽為"批評家們的批評家"(巴科,306),而對歐美詩歌批評史的研究又是其工作的重頭戲。浪漫主義詩歌、象征主義詩歌、現代主義詩歌占據了他八大卷《近代文學批評史》的大量篇幅。韋勒克作為20世紀后半葉的代表性文論家,詩歌理論研究自然是其文學理論的重要一維。其實,從20世紀30年代與文學批評家利維斯(F.R.Leavis,1895-1978)發生的著名"論戰"開始,英語現代詩歌批評一直就是韋勒克關注的重要對象。本文所提出的"現代英語詩歌批評"中的"現代詩歌"(modern poetry)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因而,"韋勒克與英美現代英語詩歌批評"這一命題力圖考察韋勒克對英美現代詩歌、現代詩歌理論及現代詩歌批評的批評。當然,因韋勒克的研究集中在20世紀前50年的詩歌批評與理論,所以其重點自然又集中在對英美現代主義詩歌及理論的批評。

  1 "現代主義詩歌":"英國詩歌史上的一次突破"

  英美現代主義詩歌是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發展壯大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英美20世紀上半葉詩歌主流。當然,近年來也有不同的聲音,有學者籠統地認為"20世紀上半葉的現代主義文學僅僅是英國文學的一小部分"(Hanna,2009:x)。不過,從英美出版的各種文學史、文學選讀等材料來看,這個說法值得商榷,而現代主義(modernism)又是一個比較難以界定的概念。M.列文森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譜系》(A Geneology of Modernism:A Study of English Literary Doctrine 1908-1922,1984)和P.尼克爾斯的《現代主義文學導引》(Modernism: A Literary Guide,1995)專注于研究現代主義文學譜系,從立場態度、審美情趣和體裁樣式等方面描述現代主義文學的發生與發展;T.阿姆斯特朗的《現代主義:一部文化史》力圖規避這種對現代主義文學簡單化的描述方式,而"另辟蹊徑,以文化為焦點"(阿姆斯特朗,2),從時間、身體、消費、政治、科學等多個維度考察"現代主義文學";J.漢娜在《現代主義文學的核心概念》中認為:"'現代主義'這個術語有各種各樣的理解,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有人認為,它"具有一種艱澀和形式試驗的氣質",而有人則認為,它"表明了對機器時代的熱情洋溢的慶賀",還有人認為,它"是艾略特的《荒原》里反映出來的那種浪漫的祛魅和異化"(Hanna,2009:viii)。韋勒克怎么看這個問題呢?這是他開展現代主義詩歌批評的前提。

  作為文學批評史家,韋勒克對西方文學史上的巴洛克、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等重要文學思潮都進行了仔細考訂和辨析,而唯獨沒有對"現代主義"這一個20世紀上半葉流行的重要思潮進行過充分的界說。如果我們因此而認為韋勒克對這個影響深遠而廣泛的文學思潮術語不清楚,顯然不合常理,也違背事實。韋勒克明確指出:人們雖不必將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有關在1912年"人的品性為之一變"(V.伍爾夫在《本內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有句名言,"在1910年的12月,人性發生了變化"--筆者注)的說法當真,但"大約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期間,籠統稱之為現代主義的新藝術在多數國家開始出現:早年的龐德、T.E.休姆,稍后的T.S.艾略特,代表了英國詩歌史上的一次突破"(韋勒克,2009a:1)。顯然,韋勒克對于英美現代主義文學這種"新藝術"是非常了解的。這是韋勒克對英美現代主義是詩歌的總體評價。他認為葉芝、龐德、W.路易斯、T.E.休姆、T.S.艾略特等"新藝術"的詩人和批評家都"針對維多利亞時代傳統,采取了逆反態度",取得了突破(韋勒克,2009a:244)。在韋勒克看來,"現代主義在50年代變成了廣泛使用的標簽,與'后現代主義'及'同時代',形成了悖謬的對照",而他認為,"批評是涉及判然有別的具體作家的問題",所以"最好避免使用這個空洞無物的提法"(韋勒克,2009a:246)。

  韋勒克不僅指出現代主義詩歌是英國詩歌在20世紀初的重要"突破",而且從詩歌理論方面證明英美詩歌及批評理論在20世紀初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他又指出:"倘若認為這一巨變是突然出現的,或大獲全勝,那是錯誤的想法。"(韋勒克,2009a:242)韋勒克旨在說明,文學文化發展變化是一個緩慢的歷程,其中有些發展還是隱秘迂回地展開。這是符合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發展實際的。從歷史上看,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發展的背景是維多利亞詩歌。利維斯在《英語詩歌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1932)中指出,在詩歌創作方面,浪漫主義的傳統面臨城市化的新狀況無力應對,逐漸墮入困境,采取了無奈的田園詩式的"棄世"態度,"詩歌與當今世界毫無關系"(Leavis,1950:11)。19世紀的詩歌傳統雖已經"衰落",但新的開始跡象仍未顯現(Leavis,1950:11-59)。也就是說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的發生經歷了漫長的孕育歷程。只有T.S. 艾略特的出現,才"標志著英國詩歌歷史一個重要的事件","代表著與十九世紀傳統的徹底決裂,一個新的開端"(Leavis,1950:60)。

  如前所述,韋勒克明確指出龐德、休姆、T.S.艾略特帶來了英國詩歌史上的"一次突破",而這些都是現代主義詩人;更重要的是,韋勒克還敏銳指出,休姆、龐德、艾略特、理查茲等詩歌批評家帶來了英美詩歌批評與理論的"巨大變化".韋勒克從總體考察了"巨大變化"的背景:英國的文學批評界主要由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化圈所主導,仍然是一群"風雅的鑒賞者";而在美國,關注社會現實的商業文明批判大行其道,而與其對立并存的是"新人文主義者",他們汲取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學說,維護傳統文化與古典遺產(韋勒克,2009a:4)。 這種傳統的批評,在新的狀況之下,已經日漸難以為繼,革新勢在必行。所以,"英國批評理論與實踐方面的巨大變化,是由T.S.艾略特、I.A.理查茲及其門人F.R.利維斯和W.燕卜蓀,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完成的"(韋勒克,2009a:242)。這樣,韋勒克就將英美現代詩歌革新與詩歌批評理論的"巨大變化"視為一個整體,它們互為表里,共同完成了英美詩歌的現代轉型。

  2 "透視主義"與現代詩歌批評家個案研究

  韋勒克在撰寫文學批評史時,喜歡從批評家作家/詩人個體出發,而很少從一個流派或者思潮整體來考察。在考察英美現代詩歌批評時,也體現了這個顯著特點。以這種方式來撰寫"批評史",韋勒克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以批評家為詮次,這是出于我個人的定見:個人的首創精神,而非群體傾向,在批評上至關重大。批評家決不可以僅僅視為"個案"來看待,批評家的肖像和學術側影,以及對各種傾向及不斷變化的狀況的意識,這兩個方面構成了一部歷史。(韋勒克,2009a:13)

  基于這種考慮,韋勒克在考察英美現代詩歌及詩歌批評時,就幾乎都是按照詩人和批評家個人來設置章節。我們僅以韋勒克的《近代文學批評史》的第五卷(《英國批評:1900-1950》)為例,該書共十章,其中有六章主要討論英國現代詩歌批評家,包括單獨設置一章的T.S.艾略特、I.A.理查茲、利維斯、W.燕卜蓀,以及在第一章"英國的象征主義"主要討論W.B.葉芝和第五章"創新者"設置三節分別討論T.E.休姆、E.龐德和W.劉易斯。可見,《英國批評:1900-1950》就是討論英國現代詩歌批評家的專論。

  韋勒克是一位博大精深、學問扎實的大家。無論他討論哪一位詩人或者批評家,他都能廣征博引,對各種文獻史料如數家珍。 正如有學者指出,他的研究"始終從材料搜求與考訂起步","他對任何一個概念的探索,總是要追流溯源,窮究根本,然后再對各家各派的意見評泊考鏡,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提出自己的見解"(劉象愚,2010:15)。巴科認為,"他(韋勒克)那融理論、批評和歷史為一體的研究方法反映出他熱情地獻身于作為人文學科的文學研究"(巴科,1992:307)。在討論英美現代主義詩歌批評時,韋勒克也綜合運用歷史、詩歌作品、文學理論、批評乃至作家詩人傳記等文獻。因而,韋勒克的在考察現代詩歌的批評家個體時也完全是按照他在開展文學批評是所提出的"透視主義"(perspectivism)方法來進行,即從不同視角對研究對象進行觀察,力圖得到一個較為完整而真實的結論。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一書中首先使用了"透視主義"這一概念。他說:"我們必須接受一種稱之為'透視主義'的觀點","就是把詩歌、其他類型的文學,看著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在不同時代都在發展著、變化著,可以互相比較,而且充滿著各種可能性"(韋勒克,2010:37)。韋勒克提出"透視主義",是針對當時文學批評中的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他認為: "我們要研究某一藝術作品,就必須能夠指出該作品在它自己那個時代的和以后的價值。一件藝術作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種特質),又是'歷史的'(即經過有跡可循的發展過程)。"(韋勒克,2010:37)他后來運用了一個比喻生動說明"透視主義"的意義:

  透視主義是根據其與我們視覺的相似性而提出來的。譬如,一棟房子,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去就會得到不同的效果;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確實存在一棟房子,它的外觀、材料、顏色等等都能夠被客觀地、精確地被確認。(Wellek,1982:51)

  后來,韋勒克將"透視主義"這一方法運用到了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研究的各個層面,既是文學評價的方法,也是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方法。"它不放棄詩歌一體的理想,然而也不否認其歷史形式的多樣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些看法仍然不失為關于批評本質及程序和批評及理論與歷史的關系的探本之論"(韋勒克,1989:70) .

  韋勒克指出:"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標準是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的,歷史上的每個批評家都是在同具體的藝術作品的接觸中發展他的理論"(韋勒克,2015:14);并且,對于批評家來說,應該"將批評作品分離出來;集中精力去思索它,分析它,解釋它,最后是做出判斷。而作為評判的尺度,則來自于我們廣博的知識、精確的觀察、敏銳的感覺和公正的判斷"(韋勒克,2015:25)。總體說來,韋勒克對于英美現代詩歌批評家的"個案研究"也是基于這樣的原則和方法,特別強調批評家的價值判斷。正因為如此,我們發現,韋勒克對于不同的批評家都盡量聯系他們的批評產生背景或者說具體的批評對象展開討論,并力圖在多種視角的"透視"中確定他們的歷史作用;同時,十分注意考察他們的對作品的"評判".

  作為一位十分嚴謹甚至有時幾近苛刻的批評家,特別是他強調批評中的"價值判斷",因而韋勒克對大部分現代詩歌批評家都進行了嚴厲的審查,語言有時較為尖刻。劍橋才子W.燕卜蓀在20出頭就寫成了傳世經典《晦澀的七種類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韋勒克雖也承認燕氏是I.A. 理查茲"最有才華和最有影響力的門人"(韋勒克,2009a: 275),但是對燕卜蓀的詩歌理論與批評幾乎是完全否定,說他評論莎士比亞的詩是"幻想游戲","不負責任",指責他對G.赫伯特的《基督的獻身》一詩歌的解讀是"十足多余的浮說","不著邊際的說法";在忽視關聯性、解釋正確性方面,"他徹底走入了歧途"(韋勒克,2009: 453-457);最后,韋勒克嚴厲地批評道:"此書的全部效果,就是一堆文字分析的大雜燴,很快即偏離正題,陷入了有關所論詩人的心理沖突的各種臆說,或者簡直就是接二連三亂而無序".(韋勒克,2009a: 457)這等于完全否定了燕卜蓀的理論價值。對T.E.休姆的批評也近苛刻:"休姆在創立意象主義所起到的是一個很不起眼的作用",休姆引起大量評論,"這和他在文學問題上的著述質量和創見可謂完全不相稱";休姆《札記》里所謂"詩歌必須絕對脫離現實","詩歌不是為他人而作,而是為詩人自己而作""表達形成個性""一切理論都是玩具"等等,韋勒克認為,休姆"如此論斷未免輕巧"(韋勒克,2009a: 246-256)。

  在韋勒克看來,T.S.艾略特是一位值得推崇的英美現代詩歌批評家。在他的《英國批評1900-1950》中重點評價的近十位英國現代詩歌批評家中,艾略特是他最為心儀也給予最多褒揚的批評家。這從最簡單的篇幅就能看出:T.S.艾略特一個人就占據70頁(按中譯本計算,下同),龐德和 T.E.休姆加起來才40頁,I.A.理查茲和F.R.利維斯加在一起才76頁;而對重點列出討論的近十位美國現代詩歌批評家,多數的篇幅也在30頁左右:只有布魯克斯和威爾遜超過了40頁。在韋勒克看來,艾略特是最為重要的英美現代詩歌批評家。在"T.S.艾略特"一章的開頭,韋勒克便清楚地指出:

  托·斯·艾略特是20世紀英語世界最為重要的批評家。他對一代趣味的影響也最為顯著:為了促進感受力的轉變,脫離"喬治時代詩人"的趣味,重新評估英國詩史上的主要時期和人物,他付出的努力,可謂無出其右。(韋勒克,2009a:297)

  隨后,韋勒克歷數艾略特對英美現代詩歌批評的各種重要貢獻:反對浪漫主義、重塑英國詩歌"偉大傳統"、為"傳統"辯解、"構想英國詩史圖式"、用理論支撐新型趣味、理論有條理系統、強調詩歌語言是"普通言語的完美發揮",等等;而且指出,"凡此種種,均為關鍵性的批評問題"(韋勒克,2009a:297)。如果不是在結尾時不失幽默的"突降":"如果說艾略特未能發現始終令人信服的答案,卻是發現了最易于銘記的公式"(韋勒克,2009:297);那么,韋勒克對艾略特的褒揚溢美真是讓人感覺是有點吹捧的嫌疑。其實,眾所周知,艾略特的對浪漫主義詩人還是非常推崇的,他明確反對的浪漫主義詩人僅雪萊一個(韋勒克在后面也談到這一點),他反對的是浪漫主義宣揚的那種個體主義;因而不能簡單說艾略特是反對浪漫主義的。而艾略特的理論與批評也是充滿矛盾性的,他說自己是文學的"古典主義",但是正如伊格爾頓最近接受采訪時所言:"當艾略特說詩歌與詩人個人生活之間有明顯的分隔時,我覺得這是典型的現代主義觀點。"(伊格爾頓,2019:133)

  韋勒克對批評家艾略特的批評,也最能體現他的批評史方法--"透視主義".他從文學理論、批評實踐、文學與宗教等方面討論艾略特的現代詩歌批評。在討論中,韋勒克幾乎利用了艾略特公開出版的所有相關文獻,廣征博引,每每提出一個論點,總是以多個文獻引用支撐,引用文字比作者的論述字數還要多,對艾略特的現代詩歌批評做出了非常全面的分析與概括。因為篇幅,我們僅以其討論艾略特的"文學理論"為例。他首先從反面立論:"作為理論家,艾略特的重要意義顯得有些黯然失色,因為他一貫否認,自己有美學興趣和系統思維的能力。"(韋勒克,2009a :297)韋氏指出,艾略特在《詩歌用途與批評用途》說自己"才力不足以進行深奧推理",沒有"自成一家的理論";他又在《詩歌的社會功用》中說,自己不想潛心于"美學思辨,對此無能力,也無興趣".韋勒克舉出艾略特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對象就是哲學家布雷德利,與博士論文一起重刊的還有兩篇論述哲學家萊布尼茨的文章,這些"應該是專業的哲學方面很有水平的貢獻".韋勒克由此指出,艾略特說自己不善于哲學思辨,并非僅僅是"由于謙遜",而是出于對詩歌事業的敬畏:"終極的問題,超乎理智的企及,界說詩歌的嘗試,必定失敗,這乃是一種由衷的信念".因而,韋勒克認為,其實,"艾略特一貫致力于一般理論";而且從最早的批評文章到1925年期間,艾略特的理論學說,"可以看作是一個明朗連貫的模式","從整體上來解讀,而且適當考慮各個實例的語境,便可發現其中的確隱含著類似于體系的批評、界說或者描述了詩論的核心問題"(韋勒克,2009: 298-299)。如此評價艾略特的詩學理論,在批評界恐怕是第一次。韋勒克從艾略特的"非個性化"理論、"客觀對應物"理論、"偉大文學"的標準、藝術與讀者的關系、"傳統"的意義、詩人的三種類型、批評家的三種類型等方面論述作為現代詩歌批評家艾略特的文學理論的系統性,艾略特的這些理論都是現代批評的"關鍵性問題".因而,艾略特作為現代詩歌批評家是當之無愧的。他還從艾略特后期宗教信仰的變化說明了艾略特后期批評標準的變化。顯然,韋氏力圖通過多視角的"透視",全面評價艾略特對英美現代詩歌理論的貢獻。

  3 英美現代詩歌批評與批評的"客觀化走向"

  批評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12-2015)在其代表作《鏡與燈》(The Mirror and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Critical Tradition,1953)中指出,20世紀初西方文論發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變化,被稱之為"客觀化走向"(objective orientation),即這種文學研究方法"原則上把藝術品從所有這些外界參照物中孤立出來看待,把它當作一個由各部分按其內在聯系而構成的自足體來分析,并只根據作品存在方式的內在標準去評判它"(Abrams,1971:26)。艾氏指的是隨著俄國形式主義、語義學、新批評、結構主義等文學理論的興起,西方文論研究的重點從作家為主轉向以作品為主。趙毅衡也明確指出:"20世紀文論界的主要趨勢拋開印象式批評,走向科學化批評",并認為"新批評派的科學化是排他性更強的科學化"(趙毅衡,2009:102-105)。其實,這里的"科學化"就是艾氏的"客觀化".盡管韋勒克"拒絕與新批評混為同類"(韋勒克,2009b:281),但是學術界還是將他作為新批評文論的代表;雖然他本人沒有使用過"客觀化走向"這個概念,但不容否認,韋勒克無疑是批評"客觀化走向"的重要推手。而他的英美現代詩歌批評,其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對英美現代詩歌理論與批評中"客觀化走向"的闡述與辨析。

  在討論20世紀上半葉英國批評時,韋勒克所說的由艾略特、理查茲和利維斯及燕卜蓀等完成的"英國批評理論與實踐的巨大變化",主要是指英美詩歌批評理論中"客觀化走向".以美國批評家為主的新批評派是對這個"巨大變化"的理論深化和完善。新批評作為20世紀上半葉英美現代文論的重要流派,因為其研究對象主要是詩歌,而大部分批評家也是現代主義詩人,提出的理論學說也主要是針對詩歌批評,因而即使從嚴格的意義上看,它也完全是英美現代詩歌批評的組成部分;"新批評理論似乎是概括一切詩歌特點的詩學,骨子里卻是為他們這種現代派詩歌辯護的"(趙毅衡,2009:179)。新批評之父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指出:"批評應該遵守的第一條法律……就是客觀。"(洛奇,1986:186)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指出,文學和文學研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事情:文學史創造性的,是一種藝術;而文學研究,如果稱為科學不太確切的話,也應該是一門知識和學問"(韋勒克,2015:1)。又說:"'文學學'(literary scholarship)這個概念被認為是超乎個人意義的傳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知識、識見和判斷的體系"(韋勒克,2015:8),而"堅持批評應該具有的客觀性是韋勒克一生的追求"(支宇,2004:57)。從哲學上講,客觀性是指客觀實在性,又稱真實性,與主觀性相對。那么,如何才能使得批評具有"客觀性"呢?韋勒克在1978年寫的《新批評:是與非》中對新批評理論的概括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我相信新批評提出了或重新確認了很多可以留給后代的基本原理:美學交流的特定性質;藝術作品的必有規范,這種規范組成一種結構,造成一種統一,產生一種應和關系,形成一個整體。這種規范不容許任意擺布,它相對獨立于作品的來源和最后的效果。……新批評有力地闡述了文學的功能,文學作品不提供抽象的知識或者信息,不提供說教或者明顯的意識形態;新批評設計出了一整套的理解作品的方法,這套方法常常成功地揭示出了與其說是一首詩歌的形式不如說是作者在詩中隱含的態度和看法,揭示出已經或者韋曾解決的詩歌的含義和矛盾。這套方法得出了一套文學評判標準。(Wellek, 1982:102)

  這段對新批評的總結不僅概括出了新批評的重要理論,而且"藝術作品"作為"一種結構","相對獨立于作品的來源和最后的結果",就點出了新批評作為現代文論的"客觀性走向"特點,這與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一書中主張是一脈相承的。他曾說,與沃倫合作的《文學理論》的原因是"將沃倫的新批評思想與自己對歐陸文學批評的知識結合起來"(Wellek,1982: 155)。這樣,他們撰寫一部"符合現代主義文論精神的理論著作"(劉象愚,2010:9)。該書提出了"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分野,是對文學理論的一個貢獻。作者明確指出,"外部研究"作為傳統批評主導范式,雖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如果走向了"因果論"的極端則是不可取的,"研究起因顯然不能解決對文學藝術作品這一對象的描述、分析和評價等問題"(韋勒克,2015:73)。因而,韋勒克和沃倫突破傳統,從理論上對新批評理論進行了系統闡發,成為新批評理論的扛鼎之作。

  按照上文艾布拉姆斯的界定,韋勒克和新批評派的理論主張正是批評"客觀化走向"的內容。韋勒克在《英國批評:1900-1950》和《美國批評:1900-1950》兩卷著作以及《美國的文學研究》《20世紀文學批評主潮》《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等文獻中論述了英美現代詩歌批評的"客觀化走向",認為這種"走向"代表了現代詩歌批評與傳統批評的差別。韋勒克考察英美現代詩歌批評的"客觀化走向"是從T.S.艾略特開始的,即艾氏在20世紀初提出的"非個性化理論"與"客觀對應物理論".在韋勒克看來,新批評派不是出現在蘭色姆的《新批評》(The New Criticism,1941)出版之后,而在此前的蘭色姆、泰特、布萊克默、伯克、布魯克斯、沃倫和維姆薩特的著作中,"新的方法、調門,新的趣味,可以清楚地辨認出來";新批評在美國產生,"托·斯·艾略特的影響,顯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韋勒克,2009b:261) .

  艾略特在著名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提出了"非個性化理論"(Impersonality)。韋勒克指出:"他(艾略特)有一段話每每為人援引,'詩歌不是一種感情釋放,而是一種感情擺脫;詩歌不是個性表達,而是一種個性擺脫';'藝術家越是完美,經過苦難的凡身與進行創造的心靈,越是徹底分離;心靈把成為其素材的激情,消化和蛻變的越發完美'".(韋勒克,2009a:307)其實,艾略特的"非個性化理論"還在同一文章中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有關詩歌批評的論述:"誠實的批評和敏感的鑒賞,并不注意詩人,而是注意詩歌";又說:"我之前已經試圖指出一首詩對于別的作者寫的詩的關系如何重要,表示了詩歌自古以來一切詩歌的有機整體這一概念。這種詩歌的非個性的理論"(艾略特,2012:6)。艾略特反對浪漫主義有關詩歌是詩人個人感情表達的傳統,認為詩人不外乎一個"工具",他用了化學上的催化劑的比喻,把詩人看作是"一條白金絲".這就為艾布拉姆斯所說的批評"客觀化走向"中"把藝術品從所有這些外界參照物中孤立出來看待,把它當作一個由各部分按其內在聯系而構成的自足體來分析",提供了理論基礎。作家的任務是為個人情感表達找到"客觀對應物"."客觀對應物理論"是艾略特在《哈姆萊特》一文中提出的。他指出:"用藝術形式表達情感唯一的方法是尋找一個'客觀對應物',換句話說,是用一系列實物、場景,一連串事件來表現某種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終形式必然是感覺經驗的外部事實一旦出現,便能立刻喚起那種情感。"(艾略特,2012:180)韋勒克評價道:"他(艾略特)發現了'客觀對應物'的提法,用于形容這個象征世界,他認為它和詩人的感受不斷同時產生,使感受客體化和模式化",艾略特"將注意力毅然轉向藝術作品,視之為一個可以描述的客體,一個經得起分析判斷的象征世界。這時艾略特便成為令人大為滿意的批評家。"(韋勒克,2009 a:321)韋勒克受現象學文論的影響,把文學作品看著一個"經驗的客體"(an object of experience),"只有通過個人經驗才能接近它,但又不同于任何經驗";而在他作品劃分層次劃分中第四個層次就是"象征與象征系統中的詩歌的特殊'世界'"(韋勒克,2015:172-174)。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韋勒克對艾略特"非個性化理論"和"客觀對應物理論"的高度認同。因為,它奠定了現代詩歌批評的"客觀性走向"的基礎。有學者評論說:"無論是艾略特'非個性化'還是尋找'客觀對應物',目的都是要切斷文學作品與作家的聯系……文學作品既然與作家的感情和個性無關,文學批評就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文學作品本身中去。"(支宇,2004:54)這一評價,指出了艾略特詩歌批評理論之于現代主義文論發展的關鍵性作用。

  在韋勒克看來,理查茲(I.A. Richard,1893-1979)"對于英美批評界(尤其是燕卜蓀和C.布魯克斯)所產生的促進作用,在于使之決然轉向語言問題,詩歌中的語言意義與功用問題。這將永遠確保他在任何一部現代批評史的地位"(韋勒克,2009a:394)。這一評價闡明了理查茲在英美現代詩歌批評中的特別貢獻,如若按照艾布拉姆斯的現代批評"客觀性走向"原則--即"作品存在方式的內在標準去評判它"--去評價,那他就是對現代批評"客觀性走向"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因為,文學作品存在的方式,無論是現象學文論的"意向性客體"還是韋勒克的"經驗性客體",其實都是語言符號。蘭色姆在《新批評》的開篇就說:"討論新批評應該從理查茲說起,新批評幾乎自他開始。"(蘭色姆,2006:3)甚至有學者認為,理查茲"創造了最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文學批評"(韋勒克,2009a:369)。不過,韋勒克對于理查茲"標榜自己的批評在于建立或者至少是籌建一門科學"是極其不滿的,說他"毋寧是英國經驗主義的觀點"(韋勒克,2009a:382)。即便如此,韋勒克對理查茲在現代詩歌批評中的地位還是非常肯定的,他的《文學理論》第二章"文學的本質"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理查茲文學語言理論的影響。

  理查茲對英美現代批評最大影響的是《文學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和《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1929)以及《意義的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他的文學批評經常被稱之為"語義學批評",因為他主張從語言出發來分析文學作品的意義及特點。由于劍橋教育的心理學背景,他也試圖從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方法分析讀者閱讀詩歌時以感情為基礎的心理反應程式,因而又被蘭色姆稱為"心理學批評家".不過,他對現代英美詩歌批評最大的影響還是在于:一是區分了"詩歌語言"和"科學語言";二是指出了文學語言的含混性;三是主張對作品進行系統精細的分析。在理查茲看來,語言有兩種功能,即"符號功能"和"情感功能";相應地,語言也分為科學語言與文學語言。文學語言主要是表達情感的,因而在陳述上與科學語言不同。科學語言是語言"符號功能"的典型使用,主要是表述準確,盡量沒有歧義。詩歌語言則不同,其表達的情感不能用經驗事實加以驗證。由于詩歌語言主要是表達情感的,因此"重要的是態度而非指稱"(理查茲,1992:243),我們可以摒棄"對應"標準,而代之以效果標準(effect)或者一致性標準(correspondence);詩歌語言具有多義性和含混性的特點。在韋勒克看來,之后的英美現代詩歌批評家,諸多地方受惠于理查茲:燕卜蓀的《晦澀的七種類型》完全是受到理查茲的指導,也是他關于文學語言具有多義性和歧義的進一步闡發;新批評的"張力、諷刺和悖論,所有這些心理學概念,多少都胎源于理查茲"(韋勒克,2009b:269);而《實用批評》對"美國新批評派產生了很大影響"(韋勒克,2009b:279)。通過這些分析,韋勒克勾勒出一幅英美現代詩歌批評"客觀化走向"圖景。不過,嚴格說來,英美現代詩歌批評"客觀化走向"的理論達到完備,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由維姆薩特(W.K.Wimsatt)和比爾茨里(Monroe C.Beeardsley)(雖然他們不能稱為是嚴格意義上的詩歌批評家,但是他們的分析主要是以詩歌為對象)合作的兩篇著名論文《意圖的謬誤》("The Intentional Fallacy",1946) 和《情感的謬誤》("The Affective Fallacy",1949)完成的。

  當然,英美現代詩歌批評的"客觀化走向",并不是把詩歌或者文學批評變成一門科學。韋勒克一直認為:"新批評向往的是把批評變成一門科學,這個說法在我看來,更加荒謬不經";"新批評一味偏重的是一部藝術作品的意義,偏重態度、調門、感情,甚至偏重其中傳達的最終意在言外的世界觀"(韋勒克,2009b:270)。這樣,他就把新批評的"客觀化走向"與俄國形式主義學派嚴格區分開來。他還進一步分析了新批評家對文學批評與科學關系的觀點:"其實,新批評與科學是死對頭。科學之于泰特(Allen Tate),乃歷史罪人,科學已經摧毀了人類的相同之處,攪亂了古老的有機的生活方式,為工業化鋪平了道路,卻把人類變成了本世紀里蛻變成的那種異化,飄零無根,不信神明的生物";"在蘭色姆的論著里,詩歌設想為對付科學至為重要的矯正手段。藝術與科學的沖突,他列為歷史的首要主題";"新批評派中,沒有人會認為,自己的細讀方法是'科學的',也不會把新批評與'細讀'等同視之"(韋勒克,2009b:270-272)。顯然,韋勒克所主張的文學批評雖然突出對文學本體的研究,但是決不僅僅停留于語言形式的研究,去追求將批評建立為一門科學,而是重點考察文學的價值,突出批評家的價值判斷。他明確指出:"批評就是鑒賞、判斷,因此它應用和包含了標準、原則、概念,應用和包含了一種理論和美學,歸根結底是一種哲學,一種世界觀。"(韋勒克,2015:290)

  4 結語

  顯然,韋勒克的英美現代詩歌批評是其文學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十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對英美現代詩歌的研究成果并沒有引起批評界的足夠重視。批評家R.畢斯利(Rebecca Beasley)于2007年在著名的勞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現代主義詩歌理論家:T.S.艾略特、T.E.休姆和龐德》(Theorist of Modernists: T.S.Eliot, T.E.Hulme,Ezra Pound.)中認為:艾略特、休姆和龐德"是我們后來稱之為現代主義的20世紀初期文學現象的最為重要的三個人物。他們革新了英美詩歌,認為傳統的詩歌形式和主題再也無法表達現代世界的經驗。他們在自由詩運用和詩歌主題擴展方面都是先鋒"(Beasley,1)。這本書的出版是在韋勒克主要討論英美現代詩歌的《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五、六卷出版后20年,而且如上所述,書中顯然借鑒了韋勒克關于英美現代主義詩歌批評的觀點,但是遺憾的是,通讀全書,我們沒有發現作者引用韋勒克,甚至根本沒有提到韋勒克。碰巧的是,十年后即2017年勞特里奇出版社推出的另一本關于現代主義文學的普及性著作《現代主義:基本概念》(Modernism: the Basics),全書也根本未有提及韋勒克的現代主義詩歌研究成果。當然,這似乎也可以說明,韋勒克對英美現代詩歌的評判結論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學界普遍接受的知識。不過,我們認為,韋勒克批評中對研究對象過激的主觀評價可能也是英美學術界對他的評判諱莫如深的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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